【开栏语】

洛阳客家文化研究会日前成立，这是推动洛阳“客家祖源地”文化品牌建设，进而推动洛阳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又一重大举措。洛阳作为客家先民首次大规模南迁的出发地，是客家人的精神家园。洛阳客家文化源远流长，在客家文化研究中具有显著的资源优势。

站在偃师市虎头山“中原客家先民南迁圣地纪念碑”下，环顾周边展现客家发展历史的浮雕，让人想起1700多年前那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想起客家人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其悲壮的历史、独特的民风，把古代与今天、洛阳与南国、血脉与亲情连在了一起。

1 “衣冠南渡”，根在河洛

何谓“客家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罗香林先生概括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汉民族独特稳定的客家民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具有独特稳定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凡符合上述稳定性的人，就叫客家人。”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客方言·序》中提到“广东称客籍者，以嘉应诸县为宗”，“大氐（抵）本之河南，其声音变与岭北相似”。历史学家朱绍侯在《河洛文化与河洛人、客家人》中也讲道：“在每一次北方人南迁的潮流中，河洛人都占绝大多数。所以河洛人就成为客家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所说的‘客家人根在河洛’，其原因也在此。”

大量的历史典籍、族谱志书、遗址碑文等，都记载和佐证了客家先民由洛南迁，追本溯源，根在河洛！

客家人作为汉族一个系统分明的支派，其先民在历史上共有五次大规模的迁徙。第一次南迁，发生在西晋末期，汉魏故城。

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西晋，定都洛阳。司马炎去世，司马衷继位，皇后贾南风一手把持朝政，直接导致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而“八王之乱”致使胡人南侵中原，酿成“永嘉之乱”。之后没几年，西晋灭亡。

连年的战乱，加上频发的自然灾害，给河洛大地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灾难。此时，晋元帝司马睿偏安江南，建立东晋，而北方中原，开启了“五胡十六国”时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大批中原士人和百姓，为躲避侵扰纷纷南下，史称“衣冠南渡”。

西晋末年，客家先民成群结队，首次南迁。《晋书·王导传》记载：“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据《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的记载推测，永嘉之乱以来，北方平均八人中就有一人迁至南方。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一书指出，此次南迁，到达长江流域的至少有70万人。

2 古关沧桑，见证壮举

当年作为西晋国都的洛阳，在今天我市东部，留存下汉魏晋故城、大谷关、轘（huán）辕关、西晋皇陵、辟雍碑等诸多遗址遗迹，见证了客家先民首次南迁的壮举。

西晋都城，古称“九六城”。都城共有十二座城门，其中四座南门、二座东门均位于今偃师境内，东城北门和西城南门位于今偃师与孟津、洛龙交界处。时至今日，西晋都城遗址除南城垣被洛河北移冲毁外，其余三面仍保存于地面之上，清晰可见。客家先民踏上南迁征途，就是从洛阳启程的。现在，分别位于伊滨区寇店镇的大谷关和偃师市府店镇的轘辕关，是西晋京师汉人南迁的两条主要通道上的重要关隘。

先说说大谷关，又名太谷关，是设于东汉末年拱卫首都的“洛阳八关”之一，位于西晋都城南约40公里。晋代陆机《洛阳记》说：“大谷，洛城南五十里，旧名通谷。”大谷关系汉魏晋时期，由京都通往汝州、许昌、南阳的交通要道和南部门户。该谷南北纵深15公里，居崇山峻岭之中，沟壑纵横，形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作为汉魏晋洛阳故城的南大门，大谷关留下了汉人南迁的足迹。在西晋末年洛阳陷落后，大批士族、百姓扶老携幼，披星戴月，风雨兼程，穿越大谷关，踏上了千难万险的南下之路。

如今古关已废，残存的烧窑、断垣、烽火台等遗迹，目睹了当年客家先民南迁的历程。

再说说轘辕关。古关位于西晋都城东南约50公里，在今天偃师市府店镇参驾店村南，也是建于东汉末年的“洛阳八关”之一。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轘辕山，山路险阻，十二曲道，将近复回，故曰：轘辕。”在汉魏晋时期，此关为都城洛阳东南的主要门户，由此通往豫东、豫南及荆楚、江浙一带。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包括晋末汉人过关南迁。

今存轘辕关为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重修，石灰岩垒砌，长14.7米，宽10.5米，高6.2米。正中弧形关洞，关顶有当代新建的庙宇大殿。

放眼关外向南的山路，试想当年南下的客家先民离开京都，奔向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既依依不舍，又被逼无奈。宋代诗人梅尧臣写有《轘辕道》一诗，其中两句这样写道：“古壁挂青苍，天风起萧瑟。洛城西首时，望望平烟密。”既描述出了关隘古道的险峻，又可感受到别离家园的忧伤。

过了轘辕古关，踏上崎岖山路，随着渐行渐远的身影，有生之年，客家先民再也没有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

3 客家文化，影响深远

客家先民在晋末首次南下，后来又有四次大的迁徙。从东晋至五代，特别是唐朝末年农民起义和藩镇割据，波及长江流域，汉人又一次南迁，进入闽西、粤东与赣南接壤地区。宋代末年，朝廷南渡，元人入主中原，一部分客家人又由闽赣迁至粤东、粤北，进行了第三次迁徙。明末清初，政治腐败，连年灾荒，加之清军入关，客家先民再次分头迁徙，一部分迁至粤中、滨海地区及川、桂、湘、台湾等地，一部分听从诏命，“移湖广，填四川”。第五次大迁徙发生在清同治年间，这是一次世界范围的迁移，客家人迁居到广东南部、海南岛、香港、澳门、东南亚，甚至远到欧洲、美洲各国。

经过多次辗转迁移，客家人遂在各地安身立命、世代繁衍，逐渐形成了一个在语言、民情、风俗、文化等方面与中原汉族既割舍不断又相对独立的客家民系。

对于迁至南方的北方人，《隋书·食货志》曾称：“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后又称“浮浪人”。1815年，清朝进士、广东惠州人徐旭曾口述、学生笔录的《丰湖杂记》一文，第一次对客家人进行了界定与论述：“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客人之风俗俭勤朴厚，故其人崇礼让，重廉耻，习劳耐苦，质而有文。”首次为世人揭开了“客家人”的神秘面纱。

客家先民背负中原文明，远走他乡，作为汉民族一支独特的民系，分布在世界各地。客家文化学者罗英祥《漂洋过海的客家人》中有句话说得好：“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海水所到之处，就有华侨；有华侨的地方，就有客家人。”《首次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序称：“据各方面统计，海内外客家人已达一亿两千万。”客家族群和客家文化，已成为影响世界的一支重要力量。

客家人是一个有血性的民系，也是一个名人辈出的族群。比如，唐朝名相张九龄，宋代文学大家欧阳修、抗元名将文天祥等。到了近现代，更是涌现出许多风云人物：发动太平天国运动的洪秀全，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开国元勋朱德、叶剑英，实业家“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国学大师陈寅恪，音乐奇才马思聪，语言学家王力，桥梁专家李国豪，知名作家韩素音……一个个杰出的名字，犹如群星闪烁，熠熠生辉，永远载入中华民族奋斗的光荣史册中，让人铭记，令人敬仰。

4 客家文脉，情系中原

姓氏是标志家族系统、表明血缘关系的符号。客家姓氏根在河洛，已被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在偃师市缑氏镇邱河村建有中华邱（丘）氏总祠，面积近8000平方米，自北向南依次由姜太公殿、昭烈武成王庙、穆公殿、河南堂、山门殿五个主体大殿组成，建筑依山就势，殿宇华丽壮观。据了解，祠堂基本上是由南方邱（丘）姓客家人士捐资兴建的。《闽书》记载：“永嘉二年，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民国初，辛亥革命元老、客家人丘逢甲倡议复丘姓本字，改邱为丘，得到闽、台人士的响应，在姓氏上出现了邱、丘两姓并存的局面。邱姓人口约380多万，在中华姓氏中排第65位。四川、湖南、广东、湖北四省邱姓人口，约占其中的50%。《元和姓纂》列丘氏郡望为：河南、扶风和吴兴，其中河南堂号，成为邱（丘）姓的祖地徽记之一。

据台湾的一次户籍统计，100个大姓中有63个姓氏，自认其祖先来自河南，台湾主体人群根在中原，很多人自称“河洛郎”。从一定程度上讲，客家姓氏的传承，也即是洛阳和河洛姓氏的传承。

中原客家先民南迁圣地纪念碑

“君从哪里来？来自黄河边。”生活在南方各省和海外各地的客家人，讲河洛话，建洛阳镇，修洛阳桥，世世代代怀念着故土。进入新世纪，越来越多的客家人来到河洛地区寻根问祖。1987年8月，全国台盟第四届台湾同胞青年夏令营河南分营抵达洛阳，在王城公园立起“根在河洛”纪念碑。

2007年8月，“客家先民首次南迁出发地”国际学术研讨会确认洛阳是客家人的“祖源地”。2009年9月，全球客家崇正会联合总会总执行长黄石华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家代表300多人，齐聚偃师虎头山，修建竖立了“中原客家先民南迁圣地纪念碑”。

客家先民南迁的历史，已经远去。当代客家创造的业绩，有目共睹。虽然扎根南国，漂泊海外，而源出北方的客家文脉，根在河洛，情系中原，正是血浓于水、割舍不断的深厚情感！正是团结一心、民族复兴的共同心声！